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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亚湘院士:晚两三年高考 生活也彻底不同

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蜘蛛侠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8-07-27
摘要:袁亚湘院士:晚两三年高考 生活也彻底不同
袁亚湘院士:晚两三年高考 生活也彻底不同

袁亚湘院士:晚两三年高考 生活也彻底不同

袁亚湘院士:晚两三年高考 生活也彻底不同

▲刚上大学的袁亚湘

 

袁亚湘院士:晚两三年高考 生活也彻底不同

▲袁亚湘(后排左一)上大学后第一个假期与家人合影

 

袁亚湘院士:晚两三年高考 生活也彻底不同

1960 年出生于湖南资兴。1977 年12月参加高考。1982 年本科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,1986 年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。现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科协副主席、中国数学会理事长、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候任主席。从事运筹学研究并取得了系统成果,在信赖域法、拟牛顿法、非线性共轭梯度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数学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、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杰出贡献奖、首届冯康科学计算奖、中国数学会陈省身奖、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苏步青奖。201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2014 年当选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,2015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。

 

■袁亚湘

袁亚湘

我叫袁亚湘,“亚”是因为排行老二;“湘”则是由于来自湖南。

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,我已在家务农三年,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40年前的那场高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。我相信,即便是晚两三年恢复高考,我的生活轨迹也会与现在的彻底不同。

当然,不论现在如何,曾经是农民的我,内心深处一直认为自己永远是一名农民。

五个“学堂”上了四个

我出生在湖南资兴的一个乡村,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。算起我跟计算最早的接触,就是小时候趴在床上跟母亲学打算盘。

我当时才四岁多,总是跟母亲吵着要去上学,后来母亲便掏钱给我买了课本。但她没有文化,自己没法教我,我便每天等村里的堂兄堂姐放学,求他们教我。

通过这种方式我开始了学习。

五岁多时我正式开始上学。当时的学制与现在不同:小学五年,初、高中各两年,一共九年。在小学期间赶上“复课闹革命”我还跳了一级,就和自家的堂兄堂姐们同在一个年级了。

我有个舅舅读过大学。母亲当时告诉我:你要好好学习,上五个学堂哦!这五个学堂分别是初小、高小、初中、高中和大学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大学这个概念。不过后来“文革”开始、高考被取消,上大学这件事便不再有人提及了。

在我心里,母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,她能宏观地看问题并看到问题的本质。在如此偏远的小山村,她一直引导我学习,让我明白读书是世上最美好、最充实的事,她在我的心中播下了学习的种子。母亲还教我,不管怎么样人都要活得高高兴兴,这句话一直鼓励我乐观向上,遇到事情我会对自己说一句:“天又不会塌下来。”

小学三年级时,母亲将我叫到面前说:“亚湘,你现在懂的东西比我多了,妈妈帮不了你了,以后你就要靠自己。”回想起来,这句话是后来我追求知识永不停止的动机。

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,但11岁那年,我休学了,理由是身体不好。但真正的原因是当时“文革”期间读高中名额很少,全凭生产队推荐。父亲担心队里会因为我们家族里同一年级兄弟姊妹太多,而减少我家族的高中名额。于是他让我休学一年,希望这样能增加我上高中的机会。

休学后我只好回家放牛。一年后,恰逢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。他抓教育,使得上高中由生产队推荐改为凭考试自己争取。于是我直接通过考试进入了高中。

1975年初,我15岁,高中毕业。

改变一个农民一生的机会

高中毕业后,我没有悬念地回家务农,插秧、犁地、种田……所有的农活我都干,还先后兼任过生产队的出纳、会计、保管员。

我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。

如果说我与其他回乡务农的同学有一点不同,那就是我在干农活之余还在继续学数学。父母认为我从小学习还算不错,经常跟我说:“学习没有坏处,有空就看看书吧。”我想,他们当时也不知道学习能有什么好处。

那个年代能接触到的书籍也非常贫乏,在三年时间里,我主要就是把能找到的初高中教材翻来覆去看。在中学教书的叔叔给我找来了“文革”之前的教材,那些教材比“文革”时期的教材难度大。因为我对数学感兴趣,三等分任意角、费尔马大定理等数学知识就是当年在煤油灯下接触到的。不过,那三年我没有继续物理化学这些课程的学习了。

回忆当时在煤油灯下的夜晚,我就好像给自己不断设置挑战,看看能不能解出一些比较难的题目,如果解出来了我就会很有成就感。对于我来说,这就像现在的小朋友玩电子游戏一样有趣。当时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的事情。

1977年,改变命运的消息是父亲从镇上带回村里的。

我那时已过了十七岁。如果再晚个两三年恢复高考,根据家乡当时的习俗,我可能会很早就结婚生子;按照我的性格,成家之后也许就不会再去考大学了,而会选择老老实实当个农民。也许会像我哥哥一样,早早就有孩子了。

当时,父亲找到了生产队队长,请求给我一个月的脱产时间复习准备高考。请假获批了之后,我就回到原来的高中母校去复习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我当时虽然身处湖南一个落后乡村,但中学校园里却有不少因“文革”下放到乡下的好老师,他们中好几个还是“文革”前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。老师们认真地指导我们复习,也会出一些模拟题给我们做。

后来“文革”结束,这些老师都重新调回了城里更高级别的学校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不得不感叹,目前我老家的中学却再难有当年那么好的师资配置了。

“文革”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,却让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意外遇到了良师。

对于恢复高考,家里人和我自然都挺高兴,但也没有想太多,就是觉得小时候一直希望能读遍五个学堂但只能上四个学堂,现在终于有机会尝试考考最高级别的那个了。如果能上大学,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就意味着你能成为“国家的人”,大学毕业了国家会分配工作,就有工资,捧上“铁饭碗”,有能力赡养父母了。

我的志愿还挺“前卫”

责任编辑:蜘蛛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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